今晚看到两个奇葩新闻。一个是田纳西一户人家失火,消防队因为这家没交$75的消防税,拒绝提供服务,那家人只能看着房子烧没。更奇葩的第二个是亚利桑那一户人家住在由私立消防公司服务的偏远区域,家里失火后消防队赶到时房子已经烧没了,结果两周后这家收到消防公司$19,825的服务账单。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欠账,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再紧急的服务也要先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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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负能量。上周陪一个60末的老哥唠嗑,聊到过去几十年的变迁,又聊到下一代,得出来一个蛋蛋忧伤的观点:我们的子女很难体会到我们这一两代不断上升的人生体验,不走下坡就算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这一两代后面说不定还有大坑等着,但我和老哥聊出来的这个观点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
记得前段时间去一个美国朋友家,他拿出来70年代末家庭聚会的相册给我们看,照片是绒面彩色的,聚会的礼服和就餐环境有点时代印记,但水准同现在相比差别不大。我很感慨的说,那时候我爸妈估计都没见过彩照啥样,而这种档次的餐具和环境,不用说我们那小城市,省城能不能找到都我都怀疑。我当然没说,三十年过去,他的家庭还保持着同水平的生活质量,而我家从土破穷慢慢上升到与他同级了。我当时就在想,对于人生而言,是起点高一些然后在高位徘徊有意义,还是起点低一些走出一个上升弧线更有意义。
老哥说我想多了,我们这一两代的上升,不是我们有多牛,而是碰上了中国发展的节奏,发展就意味着机会,就好像在上升期公司,即便垫底的员工,也会被公司拉着向上走。如果发展变缓甚至停滞,就意味到了一个成熟和固化的阶段,自然机会就少很多。而我们的下一代,首先起点比我们高太多,本身上升空间就不大,再加上国家发展必然放缓,他们的机会自然比我们少很多。
每次老妈自豪的唠叨孙子多聪明多乖,以后一定有出息,我就会想,还早呢,且不说我以后会不会被娃连累挨老师白眼,即便娃天资不错,名校毕业,进入上升通道的概率也基本不会太高。一代有一代的生活,我们这一两代当爹妈的,要把自己的期望压低一点,才符合社会发展,嗯。
躺床上过了一遍上周的两个热点审判,夏俊峰的死刑,李天一的10年有期。观后感是,这两位都在某种程度上被代理律师的辩护策略给有意或者无意的坑了。
律师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会存在不一致么?当然。律师直接利益是现在及未来的收入,经验口碑获胜率等等都是为这个服务。而客户的利益就是做原告时获得最大补偿,被告时损失最小。大多时候这两个利益诉求一致,但也会产生分歧。我就见到过类似情况,不过不是刑事而是商业案例。
虽然两个案子舆论在倒向上相反,但从审判书中所提到的证据来看,无论给夏俊峰或李天一做无罪辩护都风险极。但这两个案子的律师都决定做无罪辩护。这种辩护策略要么掌握了压倒性有利证据,要么过于自负,要么别有用心。从结果来看,压倒性有利证据是不存在的。
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被忽悠,是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之本。
晚上回屋帮家人处理好电话账单后,突然想到两个生病的同学不知道近况如何,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于是挨个给拨了电话过去,一个是我中学同学,一个是我在亚太工作时的同事。两人病情在普通人看来都算比较严重的,一个尿毒症,一个脑肿瘤。通常人会在经历生活的折磨后变得更淡定,所以从交谈中感受到他俩的豁达,我一不意外,当然也可能是我电话比较晚,他们已经熬过了确诊后那段心理上的接受期。
很打动我的是中学同学说他在生病以后总结了一下之前的生活,生活压力大,习惯不健康,熬夜吸烟喝酒各种应酬,身体偶尔有点小不适也不注意,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没啥问题,结果等有症状检查直接就到了严重阶段。他跟我讲了很长时间关于发病前后的经历,还有他了解到的其它一些中青年容易忽略的身体问题。末了对我说,他觉得生病后做的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讲给周边的同学朋友,让大家能够对身体的一些小问题引起重视,而避免重复他的痛苦。他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种悲壮的感觉,说不出的堵。
前几点看医生,医生第一眼看我的记录就说,才一个月你怎么又长了一斤多,要控制。后来问诊时,医生毫不留情的说,胖是百病之源,你不搞定它,它迟早搞定你。我还跟医生开玩笑说就算搞定它了,也迟早被死神搞定,吃货不是不知道胖不好,而是活在当下,吃好再说。琢磨了一下中学同学的话,我觉得不变不行了,胖子确实很辛苦,打羽毛球多跳几下跟腱就拉伤伤痛数月,实在太悲催了。这个吐槽就当我正式公开向土圆肥宣战!
征集步入中青年,以发福之名行大吃大喝之实,希望脱离”工作 就餐 睡觉”生活主旋律的吃货,互相监督,共同进步。
最近一段时间同融资机构打交道多,对融资的认识又多了点。各融资机构的业务很多,同样一个融资需求,能通过不同的结构来完成,抵押、信贷、债券、股权、租赁等等。但是任何结构都绕不开风险这个核心。不同的融资结构意味不同的风险敞口,而融资业务本质就是对风险定价。因此实际上对于某特定的融资需求,最终适合它的融资结构基本通常是与其业务风险所对应的。感觉风险控制是所有融资业务的战略控制点。对于融资机构而言,任何不基于风控的创新都是耍流氓。要么对股东耍流氓,要么对客户耍流氓。但挑战的是风险如何量化,好像除了信用风险有机构进行标准量化,其他风险大多处于依靠人脑分析阶段,不同的人脑的质量就决定了是爽死还是死。
前几天同某巨无霸型投资机构的租赁业务主管开会,他说自己融资业务所承担风险的定价通常在5%-15%,偶尔还可能到5%以下,这个定价需要覆盖资金成本、坏账准备、人员薪酬、办公场所、差旅等费用,看起来很困难,但因为他的业务总量在$70亿水平,因此还是可以赚不少。对于某些风险稍高但回报更高的业务,甚至对于风险低回报高但他不了解的业务,他看法都简单直接:利润太高我消化不好,让能消化的人去吃。这点职业化水平我很佩服,绝不因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何出发。
顺便吐槽一下,商业金融机构基本都是锦上添花,落井下石的主(当然国内某些政策性金融机构除外)。如同包括美中等多数国家财富都不断向富裕阶层集中一样,资金和资源也都在不断向大企业集中。感觉以后的生存环境对小企业会越来越恶劣,任何企业如果没有成长的愿景和潜质,都木有前途。
今天看到一个评价高校优劣的新视角:学贷违约率。美国教育比较贵,大多数学生都要靠学生贷款来完成学业,2011毕业生人均学贷负债$26,600。学贷是信贷产品中违约率较高的,3年学贷在毕业后整体违约率达到13.4%。于是对高中毕业生而言,在选择高校的时候,找学贷违约率低的高校,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因为学贷违约低的学校毕业生a)家庭经济条件好有能力负担学费或 b)就业形势好收入能够偿还贷款。如果想要成为富二代的同学,或者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找这个指标低的学校一定没错。
如果看具体的学校数据,会发现排名靠前的知名私立学校虽然收费更加高昂(年均学费$4-$6万,大学总成本$20-$30万),但这些学校的学贷违约率是非常低的。这充分说明了好学校有钱人扎堆,就业也更加容易。工科院校违约率更低,例如MIT和CIT违约率分别是0.5和0,看起来还是学技术搞工程最安全
看到13.4%这个平均数据还是挺吃惊的,这意味约60%背负贷款的学生中有13.4%在毕业后会被迫进入信用系统的恶性循环:违约 信用降低 生活成本增加 经济困难 违约。俺爹妈把俺管到大学毕业花几万人民币已经觉得很贵了,俺们这代做爹妈的不准备二三十万美金估计撒不了手,在美国要做负责任的爹妈真是压力山大
周末看了看曾成杰的案子,这个案子前后审理了五年,几乎无人关注,结果是最后因为法院行刑时有意或无意的疏忽而引发了社会反弹,不知这是喜是悲。国内司法不独立,法院为了迎合政府导向自然强调曾的违法事实,而曾的女儿因利益关系,自然突出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把两方的说法汇总到一起,就可以大概拼凑出一幅比较客观的故事。
我想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曾成杰在三线城市做工程积累了一些财富和官员关系,刚好遇到政府希望借城市改造提升政绩,曾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拿到了其中一个大项目,但因为自身实力弱,兜里那点钱撬不动这么大的项目,于是联合地方政府官员,借老百姓心里的政府信用进行信用融资,而且为了吸引资金,给出的利率在年化20%以上。因融资成本过高且需要及时兑付以维持公司信用,而房地产回款周期又比较长,随着工程推进,一方面要支付工程费用,另一方面要应付高昂的融资利息,曾公司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只能用更高的利息吸引老百姓的资金,但利息达到年化50%甚至100%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高息对现金消耗会非常大,一旦资金入口出点问题,资金链断裂,就破产了。08年左右当地政府换届,新政府班子看到前任班子放任甚至是支持出来的系统风险,不想帮前任背黑锅,政策上开始压制有高利贷色彩的集资。在曾还没有将项目变现的时候,这个动作至少关闭了公司的资金入口,项目烂尾只是时间问题。而这时有点风吹草动,集资户要撤资,曾的公司就只能一个拖字诀了。无法及时拿到钱的集资户,因为集资时被误导有政府信用背书,拿不到钱找政府讨债是自然之举(当然即使没被误导,找政府把事情闹大获得关注总是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政府被迫介入,很显然曾的现金应付不了挤兑,而这时候愤怒的群众问政府要钱,政府考虑稳定超过一切,就给曾扣个违法诈骗的帽子,然后借这顶帽子把曾的公司接管,破产清算,清算收入还给集资人,维持了社会稳定。干完这一切回过头来起收拾曾成杰,给政府惹这么大的事情,显然不死也会被拔层皮,然后不出所料,一路审判下来曾都没躲过死罪。再然后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故事了。
曾成杰自己应该有些资金,但那点资金对于整个项目盘子而言,杠杆太高,他基本上还是属于空手套白狼。其实杠杆高点本身问题也不大,但他的融资成本也太高了,犹如高利贷般的利息+高杠杆,承担这样的风险如果不是无知者无畏,那就是人性中贪婪的弱点实在过于强大。我没有具体数据,但感觉2010年前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涨幅支撑不了50%甚至100%的年利率,所以曾成杰出事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否有罪,或者是否罪当至死,这是另外的问题。
我再尝试把自己觉得同志们可能关注的问题Q&A一下
Q:政府本来是支持集资的,换届后打击集资,新班子翻脸是不是故意整这些企业家?
A:从数据上看,新班子上任时,集资的成本基本上算高利贷了,站在金融角度审视,系统风险较大,而集资涉及太多底层的民众,一旦出问题,必然引发群体事件。无论从自保或降低风险角度来看,新班子对集资的压制动作都是理性的,虽然这个动作本身加速了问题暴露和群体事件的发生,但中央看,这些问题都是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跟新班子关系不大。所以新班子行为理性的看并无不妥,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上一届班子的问题。
Q:政府把曾成杰公司低价拍卖是否为了侵吞其资产?
A: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一方面老百姓(曾公司的债权人)找你要钱,你不管就闹;另一方面曾的公司没现金帮你安抚群众,你会怎么办?当然是想办法把赶紧把曾的资产变现,能还多少是多少,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政府急忙把公司变现也是被稳定逼出来的,至于合法不合法,被稳定这个大前提给压住了,即便不合法,反正司法不独立,先解决问题其他以后再勾兑。至于资产清算拍卖时比市场价低是正常的,即便清算资产地理位置优良,一般也就是个当时的市场价。当然不排除政府官员发现资产变现后把老百姓安抚完还能剩不少,于是充公或者想法挪进自己腰包。但政府把曾的资产变现,说是被逼也没错,社会底层的人民收不回现金搞出更大乱子是很可能的。
Q:即使破产清算,40亿的资产买10亿,这里面问题也很大吧?
A:我们不能用资产的当前价值与5年前的交易做比较。就好象你的股票08年被你老婆1万块卖掉了,如果不卖的话现在涨到5万,然后你说价值5万的股票被你老婆1万卖掉了,这么讲显然不大合适。当然08年你老婆卖掉你股票时是否经过授权是个问题。但如果要说你老婆是为了把那4万存私房钱,而将值5万的股票只买了1万,我认为这显然是想搅混水。
Q:如果政府没有黑幕,为什么急于杀曾成杰,为什么不通知他家属?
A:2008年被捕,审判了5年,2013年执行,这个怎么也算不上急。政府做事情缺乏人性那是司空见惯的,我比较倾向认为这种做法不是针对曾成杰,而是政府部门的一贯作风,还有狱中被虐待啊啥的,我理解也都是监狱的一贯作风。至于曾成杰是否该杀,我个人以为只要没搞出人命来,就不至死,而且他如果有非法集资罪或者诈骗罪,那当年那些为他集资提供政府信用背书的官员,怎么也算从犯吧。但曾确实被判死刑了,考虑到中国的法律条款普遍较粗,解释权在法官那里,判罚可轻可重,这样重判我比较相信法院判决是受到政府官员影响,为什么政府希望曾成杰消失,从曾的文字看这个人很倔,以后说不定还会反打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上的过程违法,而且说不定一打一准,留下活口麻烦。
码了这么多字,累了,休息。
看到一篇文章,矛头从指责他人炫耀突然掉头转向批评自己太low,反省到这个程度也是醉了。没那么复杂,谈论事物时尽量顾及他人的感受,然后自己找到内心衡量,就可以了。简单但其实还蛮难的。
记得曾经一个场景,a抱怨换了美国护照回国要签证很麻烦blablabla,a离开后b就说不就有本美国护照嘛,至于这么得瑟么。我说a真不是得瑟,一个几亿人都有的东西,有啥炫耀的,对吧。b想想好像也是,就没再延伸。
做到顾及他人感受很难,需要能洞察人性弱点;内心有衡量更难,要能洞察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有个速成渠道,就是经历死亡,产生的内心衡量简单粗暴:活着就挺好,其他都没啥。
在缺乏衡量的情况下,一味追求更好更强更成功无法根治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人任何时候从任何维度看都在中间水平,只要内心有比较动作,必然会随着比较方向产生优越感或自卑感或不平衡。
优越感很容易自然装逼,自卑感很容易认为别人装逼。不平衡更麻烦,会自我内耗。我就见过钻进一句“凭什么”里费好大劲才拉出来的。真是都不容易。
偶然间看到我2009年9月做的Q&A,两年多过去了,再Review一下部分答案,算是记录我部分的思维改变。这是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后一次update啦:)
//前面是去年的Answer,//后面是今年的Update
2. 你最想学会,但此时还未拥有的一项能力或技能。小提琴。// 吉他。
4. 你会毫无保留的相信你的朋友么?为什么?
有4个人会。/// 答案不变。
5. 如果现在让你随心所欲去旅行,你想去哪儿?
黄石公园,爱琴海,东非大裂谷,夏威夷,等等等等等//欧洲深度游
2011年国内发生的若干大事记里让我最为难受的是药家鑫案。我是一个旁观者,没有参与讨论只是因为我一开始就认为药家鑫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而主流的声音都是从各方面来围绕着药家可能会如何影响司法公正来讨论,例如他的同学集体给他背书、李玫瑾分析案件,药家鑫的官二代背景,他爹的军方经历,在看守所被优待,等等。但我的判断与主流声音不一致时,我只能闭嘴。药家鑫说杀人动机是怕农村人难缠给他父母添麻烦。这是一个典型普通家庭孩子遇事的第一反应,而不是围绕权利或财富成长起来的孩子的反应。当然这个动机听起来很能引起民愤:你以为人家难缠,就把人杀了?,但这个动机确是有无数案例背书的,药家鑫只是把这个动机通过极端残忍的方式表现出来,事实上很多撞伤人后补压一车轮的案例也是类似动机,且结果一样。很可惜药家鑫成为了这个扶一个倒地老人都要三思的社会的矛盾集中牺牲品。
让我最难受的是对于该案件的言论,很少一点理性的声音都被一片杀声淹没住了,谁要有理性思考就是人渣败类垃圾没人性。各路公知们利用这个机会吸引眼球,不仅迎合一片杀声,还都你追我赶的往道德的制高点上爬。这就是国内社会公知和意见领袖们的水平,看得我心寒。特别是在判决以前,大家组织捐款支持张家要药家鑫性命。我真是无话可说了。人们都担心权利或者金钱影响司法公正,这种担心也正是各种谣言发挥效果的基础,可是大家却用自己手上的金钱去试图影响司法。自己成为了自己所憎恨的对象,但还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代言,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凉。
作为一个父亲,我能想像张妙父亲和药家鑫父亲失去孩子的痛苦。药家鑫罪大恶极,但我不认为他无药可救。我也不认为张妙父亲一定要用药家鑫的死来祭奠张妙。但这个案子里的所有人都被一片杀声和谣言舆论给绑架了,事件不断的向最坏的方向发展。过程看的人心酸。而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们,谁又能保证别人不会站在另外一个制高点上来审视自己?
但愿需要回国生活时国内社会不再有这么多的悲凉。
韩寒与我同岁,看他的文章是从99年新概念开始,当时韩寒的求医、书店这两篇文章在我记忆里不算最出彩,但确是非常不错的。还记得当时新概念作文分上下本,我在高考前将两本书里的文章细读过好几遍,目的很单纯,为提升高考作文水平。
这么多年看韩寒的书和文章一路过来,要说韩寒的形象没有经过包装,我觉得是瞎扯。不过我不认为包装是坏事,这个世界营销无处不在。有才华的人那么多,要出位还得才华辅以营销。韩寒过去12年间,我一直比较关注,但我不是他的粉丝,我只赞赏他的才华,并不崇拜。在我记忆里,韩寒一直都是个批判者,不过这么多年批判的矛头有三次较大转向,每次转向都吸引了更多的关注。我记得开始几年他批判教育体制,后来把矛头转向文化界,再后来矛头转向政府公权。韩寒很聪明,从来不去碰硬钉子,还在不经意间把自己营造成了一个被政府打压的知识分子,于是支持者更多。当然靠着这个策略上位的还有李承鹏等所谓的意见领袖们。我理解但鄙视这些所谓意见领袖的行为,明明只是挠痒,却非要展示一副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韩寒VS.方舟子,我相信韩寒博文是自己写的,至于小说,质量一般我不关注,即便别人写的又怎样。但是这件事上我挺方舟子,方舟子的质疑大体上还是严谨和逻辑的,没胡编乱造,有理有据有节,而韩寒及其团队的表现这次是在太差劲,动不动就给别人带帽子,真是印证了不怕狼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不过也挺好,方舟子这一次让我看到了更加真实的韩寒。
两点感想:
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次韩寒老爸给他挖了一个大坑,估计是对儿子太骄傲,总是有意无意要将其塑造成一个天才,可惜韩寒不是天才,还要依靠读书学习发奋。而且话说回来即使天才也需要汗水耕耘嘛,毕竟不是神。我认为这个时候摔一跤是好事,也许可以成就更加成熟和真实的韩寒。
独立思考,理性成长。方舟子打假也有十几年了,虽然有时候过激或小题大作,但他打假的质量确实很高,而且都是自己独立挖掘,这种独立的精神恰好是我们这个社会正缺乏的,社会需要人云亦云,也需要跟随者。但是如果要想成为一个领先者,就必须有不同于跟随者的特质,那就是独立和理性。
自从在印度工作过三年后,我好几次被人笑作五毛,因为听到身边人抨击政府的时候,我常会站在另一个视角为政府辩解。印度三年的生活对我影响非常大,我至今依然记得第一天落地孟买看到贫民窟女孩用公路上泥坑雨水洗脸的震撼,这个场景真的让我目惊口呆。
体制上看,印度是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受英国殖民影响独立后沿用了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制度;资源上看,耕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与中国基本同一水平线;文化上看,也是文明古国,有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印度与中国几乎同时解放,印度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类似运动,但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却被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我开始非常不理解,在广泛接触了印度社会各阶层后,才逐渐发现,民主这个东西在发达国家是好东西,在发展中国家却常常会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中国有句古话: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理解为马斯洛需求模型要一层层满足,底层没满足就提上层需求,如同空中楼阁。自由民主属于上层需求,其运作是建立在生存需求满足,且有尊严,能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在贫民窟一袋米就可以换一张选票的民主,即使不算伪民主,但效果也与制度设计本意大相径庭。所以我曾经一段时间很比较疑惑,中国的集权统治换成民主制度会怎样发展?会走向欧美,还是走向印度?我不太乐观,我想我们这代努力奋斗,把经济再向前推一些,同时逐渐把公开公平落到实处,或许我们下一代就能逐步够享受到欧美的民主,否则很可能比印度更差,因为印度虽穷但社会结构较稳定。而中国目前还算稳定的格局如果没有集权统治,会走成啥样我真不看好。
在美国也生活了两年多,美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带给我震撼,但却让我有了很多思考。美国的体制好在哪里?为什么多数人来美后都不愿意回去?为何大多中印培养出来的精英都不愿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国家强盛依靠的是人才,我认为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不错,有很多海外人才愿意回去发展,而印度实在太差,绝大多数海外人才都用脚投票。不过现在看起来国内准备用脚投票的人越来越多了,最近两次回国,跟朋友同学聊天,感觉白领中产的怨气普遍较重,话题几乎都离不开移民,而且有条件的都在行动,前几年朋友定居海外的没几个,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智利、英国、新西兰、泰国、新加坡都有了种子。我很理解他们,因为我曾在伤自尊的时候,也想过用脚投票。可问题是,自己无法带着亲朋好友们一起用脚投票。所以我在要不要移民这个问题上有点纠结,是独自撤,还是留下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同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社会。
中国需要改变什么?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制度,细点就是法律,在美国呆了两年,最感触的是中国法律跟发达国家比基本属萌芽阶段,在这样的法律下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基本是空谈,就更别提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公开公正了。举个例子,中国的国籍法,总共18条,1页纸,只有思路,没有细节没有定义更别提流程。同样美国的国籍法,总共17章,其中第1章第1节里面对法律中所用到名词的定义就5页,几百页的文本基本达到了所有场景所有诉求都能覆盖完整。这就是差别。我刚来美国时觉得法律管的太多太细一点不自由,但是时间长了,发现这样的法律框架下,更容易实现公正公平,社会也运作有序。所以搞了这么多年法制,其实法律还是中国最缺的东西,没有完善的可执行的法律,基于人性弱点,透明公开公平公正都是口号,没法落地。
在国外生活了6年,我能感受到随着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升,华人的形象也在改善,我内心里对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期待随着时间推移,一切逐步的改善。一个国家精英阶层普遍劈腿,我很难想象再加上中产阶级大量用脚投票,这样的国家前途在哪里。
最近纪念9.11,我才突然意识世贸大厦被撞已经十年了。十年前我还在学校,9.11那天当确认电视里的镜头不是好莱坞大片后,我第一反应是激动,他妈的美国鬼子终于遭报应了,为此当天晚上我还专门跑到学校东南门外黄埔庄买肉夹馍啤酒庆祝,许多兄弟们都在那里同庆,场面很热闹。那时候我怎么都不会想到,十年以后我会来到美国工作,也不可能想到十年以后我再回顾9.11,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激动的情绪再回不来了。
过去十年,在学校生活了三年,印度生活了三年,美国生活了两年,其余的时间都在奔波中。我很感谢现在的雇主给我机会全球奔波,拓宽了思路延展了眼界,这些经历让我人生的脉络清晰可见,我从中获益匪浅。当初如果没有选择这份工作,那我现在一定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选择一份工作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份工作也让我痛苦过心酸过抑郁过,我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但我经历了,过去了,内心就强大了。这是我自信的根源所在。
过去一年,我迅速的结婚,然后没几天老婆就发现怀孕,然后闪电般的当上了爸爸,当在产房里医生把小朋友抱给我时,我看着他哭了,做父亲的责任感比做老公和做儿子要重太多。希望小子好运,摊上我这个爸爸能让他人生旅程一路顺利。
好像每一天对比前一天变化都不大,但10年时间累积起来的改变太大了,物质上的,以及思想上的。不知道十年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不过无论怎么变化,我都希望我能支撑起这个家,给父母老婆孩子送去幸福和温暖,希望自己有能力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上来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样当我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就可以微笑离去。
三月忙碌的过去了,出差了一趟Orlando,本来有一天时间可以逛逛迪士尼或者环球影城,但我却提不起兴致。我发现结婚自己的兴致很大程度上就和另一半关联了起来。以前听说有夫妻结婚以后依然保持独立的生活圈,我很期羡。现在看来,基本上这算是扯淡。
三月日本地震了,我没啥感觉,看着地球那一面的日本人民受灾,除了感慨上帝很残酷,就是祈祷这一切离自己远一些。灾难这个东西果然是要发生在自己身上才有切肤之痛。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局势也是日新月异,我有一种隐约的恐惧感,似乎很多东西都会渐渐离我远去,这个社会慢慢向一个未知的方向延展。持续拉扯开的贫富差距,不断上扬的物价,连续爬升的汇率,高频率的加息,再混合上预期的国家领导人更替,以及不断收紧的传媒话语,我必须相信自己正身处一个“大时代”。
四月要去一趟Las Vegas,这一次,我要满载而归。